《我的世纪》，君特·格拉斯世纪之交出版的自传，按年代排列，记下个人的经历与思考。其中有一条记事，说他让他的未婚妻买了一台电视机给他父亲的酒吧送去，然后，“远远近近的人们都来了，因为能买得起电视机的人，在当时以及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寥寥无几。”
那是1952年的事。他1954年结第一次婚，有了四个孩子后离掉了，第二任妻子陪伴他直到生命结束，其间他又得了四个孩子，截至前年，他共有八个子女和十六个孙子女。这个数据很好，说明在繁衍后代方面，格拉斯也体现了德国人的严谨科学。
他发现孙子孙女都用Facebook。于是在斯诺登事件发生后，他出来讲了句话：“我的一个孙子女告诉我说：我在Facebook上……我有500个朋友。我说，谁要是有500个朋友，他就根本没朋友。”他还说，自己完全不明白，为什么在明知隐私不保的情况下，还有那么多人去用FB。
他，曾经目睹万人空巷来看一台电视的格拉斯，不可能懂今天的世界。在互联网社交平台上，谁都号称自己拥有一大堆朋友，不计其数的符号组成了一个看不见的空间，人被分裂成线下和线上两种状态。在两个空间里，一个人可以拥有完全不同的两种状态，甚至两个年龄、两种性别、两副长相。他真的不懂。
他曾经是最懂的。人们认为他是最懂世道人心，最了解德国和欧洲发生了什么的人，有“但泽三部曲”为证，这三本书写尽了三十年代德国社会里不乏诗意的荒诞。他在1958年的秋天，在文学团体“四七社”的年会上朗读了“肥大的裙子”——《铁皮鼓》的第一章，当时全书尚未完稿——震动全场，聚会的召集人里希特后来回忆说，他还是第一次知道格拉斯在写小说，当看到听者触电般的反应时，突然意识到，“四七社”正在取得一个重大成果。
人说《铁皮鼓》是讽刺纳粹的，其实不尽然，奥斯卡·马策拉特有时像个故意作恶的小暴君，有时又似乎只是天生多心计，他没有道德感，但他的父亲比他更甚，也更加浅薄。施隆多夫执导的同名电影没有拍原著的后半部分，其实那些内容反映了奥斯卡的变化：他后来干脆在疯人院里写回忆录了，其实是讽刺外边的世界如此错乱，把清醒者都给关了起来。
从他的写作习惯，你能看出他有多么传统——写作和琢磨世道人情一样，都是笨拙而初级的手艺。他站着写字，拿钢笔，写好一些就用一台奥利维蒂打字机打出来，修正字词，等清样来了再修改一遍。别人都改用电脑了，他还是用纸笔和打字机，因为电脑上打出来的文字太像已经定稿的了，他不适应。他也从来不用互联网，从不用手机，根本没考过驾照。
1957年，格拉斯30岁，正在巴黎，苦思冥想着《铁皮鼓》开篇第一句：“供词：本人系疗养与护理院的居住者。”他决定蓄须，之后，一抹浓密的唇髭就再也没有从他的人中消失，一直被他带进坟墓。
他恨他的父亲——跟奥斯卡很有些相像：他恨父亲跟母亲在床上发出的叫声，像是一种弗洛伊德式的嫉妒。家里的房间不大，浴室得和邻居共用，私密度很低，浴室总是脏兮兮，他宁可跑去简陋的公厕里拉屎撒尿。入伍以后，排泄也有纪律，他得和其他人并排蹲着，尿在桶里。他经常用左手捏着自己“小笔尖”手淫（他是左撇子），到了军队里，他还曾和其他士兵行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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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晚年，他把个人隐私都随书披露了出来，如同裸体站到众目睽睽之下。他的自传，首先是《我的世纪》，然后是更加私密的《剥洋葱》，正是后一本书给他引来巨大的麻烦。“剥洋葱”这个书名意谓记忆如洋葱，剥的时候会刺痛眼睛，激出泪水：他在书中披露了自己曾被征召入党卫军，服役数月的事，书一出版，这区区2页半的内容就被书商炒作成大卖点，引得人们竞相谈论，并大大咧咧地上门声讨。格拉斯很震惊。他只是想诚实地面对自己，却不料引起了如此大的愤怒。
大多数人，根本不会在乎洋葱的比喻，也不会在乎老作家翻检记忆时的酸楚；他们只有人云亦云的习惯和政治正确的陈规，外带一点窥私欲。格拉斯完全没有想到，事情竟会闹到这一步：《剥洋葱》里面，他用第三人称写了加入党卫军一事，显示出他抗拒那个童年的自己，一个完完全全的陌生人——内心的挣扎可见一斑。可是，大多数读者还把这看作一种笨笨的障眼法，显得格拉斯欲说还休，模样可笑。
人们忘了，格拉斯17岁被征召入党卫军，从1944年11月起一直到战争结束，都处于参战状态，1945年4月他负伤，然后被美军俘虏，又得释放，这段历史，如果他自己不说，很少有人知道。更耐人寻味的是，骂他的人中，一部分骂他隐瞒了这个秘密，另一部分骂他没有保守秘密到底。这两类人其实考虑的是同一个目的：格拉斯代表着德国人（也是他们自己）在世界上的良好形象，可不能就这么让他主动毁了。
格拉斯懂的，人们却不懂。骆宾王诗云“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以“高洁”自命，还是很骄傲的，格拉斯却是谦卑到了尘埃里。他想披露一切，不为求人宽恕或同情，只为问心无愧。想想，他是“被征召”而不是“志愿加入”，一般人足够以此来给自己开脱了，格拉斯却做不到。人可以带着一点点良心的愧疚活一辈子吗？不可以。
在接受以色列《国土报》记者采访时，格拉斯这样回答：
“我想要弄清一件事，我至今还在问自己，那就是：为什么我当时没有发问，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德国人杀了我的叔叔弗朗茨，他是我妈妈的哥哥，是一个邮递员，当时在但泽的邮局里参加了抵抗。我们没有谈过这些，因为我没有问起。在我的班里有个男孩，他的父亲收听英国人的广播，所以能告诉我们很多战争的细节。有一天他不见了，我也没有问起他去了哪里。还有一个孩子，因为良心的缘故拒绝参军。我们狠狠地凌辱了他。有一天他也消失了，我还是没问他去了哪里。这才是《剥洋葱》的主题，而不是我在党卫军里的短暂经历。”
活着的时候，他也是公共知识分子，在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1991年获奖的南非作家纳丁·戈迪默与他是同行，支持格拉斯的襟怀坦白。鲜有人知道，格拉斯作为左派知识界的顶梁柱，曾帮助威利·勃兰特总统恢复德国的形象，鲜有人知道，当勃兰特在波兰华沙的死难犹太人纪念碑前做出震惊世界的下跪举动时，格拉斯也在场；他曾为总统起草了多篇演讲稿。
两德统一后，对历史的修正主义看法开始在德国盛行。新一代德国人，身上没有、也不愿继承父辈的罪责包袱，他们开始相信一个新观点：德国人自己也是战争的受害者。格拉斯并不绝对支持，却付诸体察和适度的同情。他还在1999年发表了一本引人注目的小说《蟹行》，写了一个德国青年因被反复灌输二战话语而产生了逆反心理，进而蜕变为新纳粹分子的故事；由于对这位主人公寄予同情，《蟹行》出版后，格拉斯便卷入了多起论争之中。
再接下来，就是《剥洋葱》，人们一听说书中的猛料，就把他效忠元首、加入党卫军的过去和之前的《蟹行》风波联系了起来：难怪他同情新纳粹，敢情这位“德国良心”自己也曾是纳粹啊！
寿多则辱，用在格拉斯身上似乎满妥帖，“辱”，表现为他对新世纪、新时代下新的人心的强烈不适。淳朴，面对一样新事物天真的笑容，宣告不再了，取而代之的，是人人都认为自己很了解别人，人人都喜欢去责难别人的道德斑疵。幸福感已经混同于存在感了，500个友邻就足以让一个孩子骄傲。可是君特·格拉斯，一个呼吸过三十年代的空气、穿过褐色制服、闻过硝烟气味的作家，一个只用纸和笔来写作的小说家，又岂能接受这些把人的趣味引向浮浅的东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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