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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抱石创作于1961年的名作《煤都壮观》，所用的依旧是传统的、傅抱石式的笔墨，表现的是抚顺煤矿欣欣向荣的场景。这是画家对时代的适应，也是对自己笔墨语言的坚持。
11月26日，由梅洁楼、中国嘉德共同举办的红色绘画大展《河山色染——绘出新中国》在龙美术馆开幕。其中展示了包括《煤都壮观》在内的120件红色题材画作，囊括了傅抱石、林风眠、李可染、陆俨少、关良、蒋兆和、程十发、谢稚柳等55位近现代重要画家的作品。
这些作品全部来自香港收藏家、梅洁楼主人罗仲荣。“新中国绘画作品记录了20世纪下半叶中国三十年的独特时代体验。这驱使我在25年前开始收藏这些被忽视的艺术珍品。”在展览的开幕式上，罗仲荣说道。
在红色绘画的大主题下，构成此次展览的120件作品又包括农业生产、工业生产、生活场景、戏剧表演等题材。策展人、艺术史学者毛岱康(Catherine Maudsley)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介绍：在布展时，她将展品按照各种主题分类，再按时间排序。同时，展厅中央又以立体三维的设计，让人们看到每一个10年红色绘画所呈现的面貌。最重要是主题，每一个主题下还有年代。人们建设中国的活动，按农业改革、生活、戏剧创作等分类，再进行时间上的排序。“我需要让观众了解30年中，绘画是如何一步步走过来的。”她说。
在中国嘉德董事总裁兼CEO胡妍妍看来，梅洁楼的收藏涉及的画家相当广泛，题材多样，为这30年的美术史研究提供了一个系统性样本。她也说道：“对于观者而言，这不仅是视觉感官体验，而是在1949~1979年间，一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心路历程。不能简单地把这时期的美术作品归结成红色题材或者政治主题，从作品中可以看出：在特殊历史背景下、在交织的矛盾之中，艺术家的虔诚和认真，以及激发出来的不同寻常创作能量和智慧。”
主要的挑战是“适应”
1949年之后，新社会对艺术家提出了有别于从前的召唤，这冲击了中国画家的传统文人传统或西方艺术训练。轰轰烈烈的新美术实验波及每一位身在中国的画家。“从这批画作来看，画家在进入这个时期时，画技依然精湛，主要的挑战是适应。不太愿意用‘限制’这个词来表达红色题材对画家的影响。因为在其中他们展现出了更多的创新。”毛岱康告诉《第一财经日报》。
不在此次展览之列，又与傅抱石《煤山壮观》形成呼应的是吴湖帆那件著名的《庆祝我国原子弹爆炸成功》。崇尚江南文人画的世家子弟吴湖帆以传统水墨技法中对云的处理方式，画出了原子弹爆炸时的巨大硝烟。这幅画作呈现了一个全新的吴湖帆，却又无一笔不出自他原本崇尚的“南宗正脉”。“革命圣地山水画”是当时画家创作的常用题材，李可染被认为是这一题材最成功的探索者之一。他成功地把西画素描造型技巧和光影效果融合在传统水墨的表演语言中，使画面富有现代感和鲜明的个人烙印。这样的表现其实基于李可染数次外出写生所积累的视觉资料和情感体验。1950~1960年间，他曾历遍名山，并以速写的形式记录所见所感。此次展览中即有李可染的《山河颂(长征)》，勾画的是毛泽东《长征》一词的词意。同时，李可染的红色题材画作也一直是艺术品市场热捧的对象。今年，他的《井冈山》与《万山红遍》分别以1.27亿元、1.84亿元成交。
在毛岱康看来，当年那批画家对新的题材有过很多探索，他们的绘画技法也有很大提高。“即便这30年过去之后，画家不再从事此一题材的创作，影响从表面上看是被抹去了。但实际上，中国画家群体也在红色时期经历了一个群分化，一些因探索和历练成为具有更高水准的艺术家。”她说道。
特殊历史的记录 prednisone online india prednisone cost incr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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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这30年中的历程对后来的中国绘画有什么影响，在题材的延续上，或许没有那么明显。因为上世纪80年代之后，画家便较少从事这样的创作了。但这些作品同时又是历史的记录，代表着那个年代的社会环境和群体心理。”毛岱康告诉《第一财经日报》。
展览中，出自郑慕康之手的《做新农具》和《红色娘子军》让毛岱康印象深刻。同为勾画男女青年，画家赋予《做新农具》中的人物以温和色彩以及生活化的背景；但在《红色娘子军》中，画家取消了一切背景，人物色彩也极为鲜艳。“前者描绘的是生活，后者描绘的是舞台。同是勾画人物，但画家用截然不同的方式去表现两种情境下的人物。仔细对比，便能体会画家的匠心。”毛岱康说。在她看来，优秀的画家能够用独特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心声。“在面临红色题材时或许会有各自不同的心情，这需要对每一位画家的经历进行考察。从画面上看，我觉得他们中的很多人对新中国都是满怀期待的。”她说。
红色绘画的浪潮先后绵延30年，构成对一段特殊历史的记录，但外界对这段美术史的理解却并不充分。此前在西方的艺术史观影响下，中国的红色题材作品一度是个盲点，人们觉得主题先行的创作比较单调。同时，这也与历史环境有关。“当时的中国并不开放，这些作品只有有限几个国家的人才能看到。现在，国际上有很多人知道中国有很多那一阶段的政治符号，但除了艺术史学者，一般人并不知道新中国美术曾经走过这样一个阶段。”毛岱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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