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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词人姚谦以音乐为生30年，还历任台湾EMI、Virgin、Sony唱片公司总经理。但很长一段时间里，工作之外，他是不敢听音乐的。“所有工作都是音乐，一听就会紧张。”他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说。
在他看来，文学、音乐、美术和电影，与他的生命最为亲近。可一不小心，前二者成了他的职业，电影对身处流行文化圈的他，也有工作的“余味”。唯独美术，这个自少年时便陪伴的爱好，成为他可以自由飘荡的精神场域，也是尽量排除世俗功利的自留地。“好在这段时间，有收藏艺术品这一业余爱好作为支持，让我的生活得到了心灵的出口。”他曾在一篇散文中这样写道。
“你们那儿今天下雪了吗？”
30岁时，姚谦迎来了他的第一件“收藏”，一张出自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海报，印的是梵高的《鸢尾花》。印象派与现代艺术对姚谦有很大的吸引力，这源自早年的阅读经历。莫迪利阿尼、夏加尔和苏丁是巴黎画派的3位巨匠，姚谦曾将收藏他们的画作视为自己的梦想。“家里要是有这三位的任何一张画，哎呀，我就心满意足了。”说话时姚谦总带着笑，一口闽南味道的普通话，说起话来慢条斯理。
“就是10个姚谦也买不起一幅莫迪利阿尼啊。”他接着说。也的确，今年纽约秋拍，佳士得上拍的莫迪利阿尼《裸女》拍前估价即达1亿美元，业内估计又将是一件刷新纪录的作品。夏加尔的作品，价格也是个坎：“他的作品总像吊在前面的萝卜，我就像那头驴，存钱的速度赶不上它涨价的速度。”唯有苏丁，在姚谦看来是“风格奇特，色彩抢眼，很多人一下子无法理解”，因而价格尚可接受。
2001年，纽约佳士得曾上拍苏丁的《风景》，估价12万美元。姚谦事先准备了15万美元，可这张画的价格一路高升，直至30万美元落槌。姚谦没能追下去，与《风景》失之交臂。却没想到，12年后，这幅画再次出现，估价只有15万美元。姚谦本没抱太大希望，估摸着价格还是会一路追高。
没想到，拍卖那天，纽约漫天飞雪，地铁停运，很多区域甚至停电。佳士得接连推迟了几场拍卖，但这场“印象派与现代艺术”只得如期举行。负责替姚谦作电话委托的工作人员告诉他，现场的藏家和经纪人仅来了一半都不到。在没有多少竞争者的情况下，姚谦以18万美元买下了《风景》。刨去通货膨胀，这张画还不及2001年售价的一半。这个故事姚谦在很多公开场合都会讲述，这一次，他眯着眼，很得意地在讲完故事之后补上一句：“以后，每次接到佳士得纽约印象派及现代艺术部的电话，我都想问一句：你们那儿下雪了吗?”
20多年里，令姚谦雀跃的事情很多，遗憾也有不少。最遗憾的还不是与心爱的作品失之交臂，而是原先激赏的艺术家从此销声匿迹或是与本心渐行渐远。
在他看来，收藏对人的挑战其实是双重的，除了“钱”，还有“价值观”。在他的散文集《相遇而已》中，他这样评论当代艺术收藏：“买中国当代艺术，得先刨掉符号造句重复量产的作者名单，再刨掉总在各种时尚晚宴出现的名流名单，最后刨去在伦敦、纽约拍场出现的以莫名高价成交的巨匠名单，剩下的就可以考虑了。”这段话看似劝告，但同时，这个浸淫收藏20多年的文化人也直接挑开了艺术生态圈中的弊病：“贴标签”、“趋时”以及“误导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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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阅读的影响，姚谦进入美术收藏的切点是“20世纪亚洲艺术”。用他自己的话解释，“上世纪受西风影响、用西方媒材创作的亚洲艺术家作品”。比如，在中国艺术家中，林风眠、徐悲鸿、庞薰琹等留学西方的艺术家都在收藏谱系里，吴湖帆、潘天寿、李可染等则被绕开。
同时，艺术史之绵延，又实在让他难以将收藏局限在一个范围之中。“因为要对照20世纪每位画家的来源”，他又开始到印象派画作中寻找画家的精神榜样；而中国当代艺术，可视为那段西风劲吹的历史在当代的余绪。于是，“贪心”的姚谦开始向前追溯，又向后探索。这几年，他更常常到纽约、伦敦拍场购买印象派及现代艺术画作。雷诺阿、诺澜索、苏丁、乌拉曼克、罗兰姗、尤特里罗的作品，积累下来也有了十多件。
画廊也是他时常光顾的地方，对年轻人的作品，他同样热情高涨。“我的收藏并不拘泥于个别艺术家，是按照艺术史的脉络，相对平均。”他尤其欣赏80后艺术家的作品，“他们的成长环境比较平顺，画面里没有那么多激烈的挣扎与反抗。我在他们身上看到的更多是与世界的对话和探索。”但他觉得有些讽刺的是：那些表达愤怒、反对主流姿态出现的艺术家，一旦作品卖得高价便又立刻跳入繁华奢靡的名利场，名牌傍身。这个时候继续愤怒，就不那么真诚了。
之前在中国大陆出版的两本散文集《相遇而已》和《品味》中，他时不时提及美术收藏对他各方面的触动。在10月出版的新书《一个人的收藏》中，他写道：“这时代(20世纪)应该是亚洲各国在文化演进上变化最大的一个时代，人才辈出，并且带着浓郁的各自民族思考的色彩，风格多元化。”
姚谦觉得中国和1960、1970年代的美国很像——当代艺术蓬勃发展的同时也伴随着中产阶层的崛起。但他又担心，一旦市场又像之前那样突进，人们又会被一些标签所左右，要交很多学费。当然，姚谦的思考并不总是“形而上”的，比如，他也曾经幻想这样一个视觉与味觉交叠的场景：“在伦敦泰特美术馆，莫奈的莲花池画作前吃香槟味的冰激凌。”
《山楂树之恋》与七十年代的中国艺术
姚谦曾在一位制片人的推荐下看了小说《山楂树之恋》。小说后被张艺谋拍成了电影，讲述了1970年代的一段纯爱经历。对于台湾的二代移民姚谦来说，这个年代的中国大陆并不容易理解。人物单纯、婉转而含蓄的情感也引起了他的疑问，直到读了北岛、李陀编的《七十年代》，才了解了那个年代的精神世界。
有了这些阅读，姚谦觉得自己突然能够看明白1970、1980年代的中国美术作品了。罗中立、何多苓、袁庆一、艾轩、陈逸飞和丁方的作品都开始打动他，就如同他刚开始读朦胧诗歌一样。
不管采访、讲座，或是在书中，姚谦都说，收藏对他的最大益处，便在于智性阅读的开拓。他常常能将自己见到的艺术品与阅读对应。“我觉得周春芽早期画他朋友的小画很动人；何多苓则是很安逸的，没那么多政治气氛。”张晓刚与毛旭辉，这两位曾阅读大量哲学书籍的画家也让姚谦感到某种情感上的共鸣。“我很喜欢毛旭辉的作品，他的画面也是挣扎的，却不是对抗，而是解决。”而张晓刚那有着4个眼睛的人头、胳膊与书籍的意象也让姚谦看到了艺术家在一段时间里对宗教哲学的探究。
直接为收藏与观赏提供理性依据的，依然是艺术史。姚谦因为早年对一些与印象派有关的阅读而爱上了印象派及现代艺术。眼下，最让他喜爱的书则是牛津大学荣誉退休院士苏立文所写的《二十世纪中国艺术与艺术家》。老先生所书写的正是姚谦着重收藏的领域，他认为苏立文的描述很客观，视野遍及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新加坡。
姚谦也说，收藏与自己的存在其实也是一脉相承的。被称为“东方马蒂斯”的画家常玉是他尤为推崇的中国画家。早年荷尔蒙分泌旺盛的时候，画家歌颂女人裸体；到了中年，便开始将中国文人竹雕融入西方绘画；晚年，画家去了非洲，又开始画动物，且将庞大的动物画得极为渺小。直至姚谦到了非洲，在与天相接的辽阔草原上看到了成群的大象走过，心里涌起的画面是常玉将大象拟作昆虫大小的形象。他似乎也体察出已入老境的画家创作时的况味：“年轻的时候，我们总把自己无限放大，到老了才知道人的生命是多么脆弱和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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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谦家里有一堵墙，上面挂着的是苏丁、艾轩、毛旭辉、刘韡等艺术家的作品，这都是姚谦所敬仰的艺术家。画的尺幅都不大，满满地拼贴了一堵墙，这也是他独特的喜好。他与拍卖行的业务主管是朋友，常常和他们商量着要进入他们的库房一探究竟；却不情愿主管到他这堵墙边上站一会儿。“他们看到了，会游说我卖掉。”说这话时，他哈哈大笑。
“不要因为投资而收藏。”姚谦这样劝告艺术收藏圈的初来乍到者。他常常笑言，“这些美术品我宁可挂在家里的墙上，或老死后捐给我认同的美术馆，都比换成钞票放在我的存折上更有快感。”在财富浸染艺术的时代，这样的“宣告”似乎有些突兀。于是，他聪明地补了一句，“我知道很多人是不相信的，但我也无所谓。”
姚谦并不是没有出售过自己的收藏。多年前，因为筹备刘若英的演唱会，他卖出一件作品以筹措现金。那也是他第一次在拍卖市场上“赚钱”，也没想到，那张作品卖出了比当年买入时高出十倍的价格。这个结果让他当场蒙了：“觉得自己是在骗别人的钱，特别惭愧。”慢慢地，他想通了,也习惯了，“就当我爱了它们那么多年，它们给予我的回馈吧。”姚谦也遇到过高价买走他收藏的人，反过来写信或当面向他表示谢意。这是属于收藏圈的文化与规则：每个人都是过客，得失之间，很难用金钱来衡量。
如果将印象派嵌入社会历史进程，这一阶段的另一个转折就是：艺术赞助人的变化。皇室与贵族不再是唯一的赞助者，资本的介入让艺术进入了商业世界，艺术经纪逐渐发达。“现在，人们在接触艺术品之前便早早接触到了艺术宣传。”姚谦认为，“商业化”带来的问题就是为艺术贴上标签，用名气和符号来评判艺术。“齐白石名气很大，很多人慕名而至。但我觉得，收藏就应该抛开这样的名堂。”在他看来，“标签”并不完全是艺术家的创作出现问题，而错在外界的认知。“艺术家在一个领域不断创作，并不完全是重复，但很多人可能只知道艺术家某一系列的作品最好。”
“我还是鼓励收藏者冷静地思考，不要被符号影响。这样的话，即便在市场冷清的时候，也能买到好东西。”姚谦说。收藏家尤伦斯夫妇曾在2011年卖出大量中国当代艺术作品，但姚谦看到，他们依然在为自己的美术馆充实藏品，只是眼光投放到更为年轻、新锐的艺术家身上。“不要以为年轻艺术家稚嫩，他们比我们更能适应将来的社会。我今年53岁了，借着他们的作品能看到25岁人眼中的世界，有什么不好呢?”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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