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汉学家艾恺（Guy S. Alitto）仍然认为，1980年夏天与梁漱溟在北京的第一次晤面，是他一生中最为兴奋的时刻。
那是在梁家位于木樨地附近的楼下，为了艾恺的到访，87岁的梁漱溟清早还专门出去理发，“我研究他十几年，终于有机会握手，实在是太激动了。”8月29日下午，在三联韬奋书店的一场演讲上，如今也是鬓发苍苍的他向上百名年轻读者回忆。
在与书店一条马路之隔的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里，百年红楼的馆藏主题仍是“点燃新文化的火炬”和“吹响新时代的号角”。“五四运动西潮东涌的时候，中国的主流思潮都在批评传统文化，只有梁先生辩护，而且他的文化分析还很精彩，有非常独特的眼光，从那时起我就对他十分感兴趣了。”演讲前，刚刚获得第九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的艾恺接受了第一财经的专访。他说，“以前我觉得梁先生是哲学家，现在越来越觉得他就像印度的甘地，只是他的思想在当下不易被人接受。中国年轻的知识分子应该像梁先生一样走出书房，在行动中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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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恺的演讲题目叫“谁是梁漱溟”。三联书店总编辑翟德芳解释，自从1953年梁漱溟在政协会议上跟毛泽东就农民、农村问题公开争论后，这位曾经的北大教授、上世纪三十年代乡村建设发起者、新儒家学者，以及国共和谈的重要人物，就长期受到内部批判，在媒体和社会上被“屏蔽”。“梁漱溟的名字，今天读者已经比较熟悉了。但是放在30年前问，可能没有几个人知道。”翟德芳说，特别是六、七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人，对梁漱溟普遍比较陌生。
正是借助远在大洋彼岸的艾恺所写的《最后的儒家》，以及后来为梁漱溟做的口述实录《这个世界会好吗》，大多数中国人才在近30多年里，了解到梁漱溟晚年的所思所言。
1964年，艾恺考入芝加哥大学东亚研究专业攻读硕士学位。两年后考入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师从费正清与史华慈，攻读博士学位。
在哈佛，艾恺看的第一本梁漱溟著作是《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五四时，主流思想都在激进批判中国传统文化。而梁漱溟从小接受西式教育，实际上并没有读孔子，却还在为中国传统文化辩护，我觉得这太有意思了。”此外，士大夫阶层出身的梁漱溟在建国后，因坚持为农民说话并顶撞毛泽东，被其当众怒斥“我看你满身臭气”等经历，都让艾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决定把梁漱溟定作博士论文主题。
此时大陆正值“文革”，艾恺也不知道梁漱溟是否还活着。为了收集资料，他只好到台湾和香港找梁漱溟的学生，通过他们了解梁漱溟。1973年，也就是尼克松访华后的次年，艾恺作为随行翻译获得一次去北京的宝贵机会。不过，他想见梁漱溟的要求却没有得到许可。他还去积水潭（旧称敬业湖）找梁漱溟父亲的墓碑，只看见石碑已被切成方块。
“后来我才知道，那时梁先生被限制居住，而且地方很差，房间又黑又窄，当然不许他见我。”艾恺讲着标准普通话，有些无奈地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1979年，艾恺的博士论文取名《最后的儒家》出版，旋即在海外引起高度关注，还获得费正清东方最佳著作奖，并辗转被梁漱溟知晓。
不久，艾恺突然接到梁漱溟在北大时的一位学生打来的电话。他说，梁漱溟希望作者可以来当面和他讨论。更巧的是，艾恺偶然得知他的一个中国留学生，竟是梁漱溟邻居。艾恺将书寄到北京后，梁漱溟写信邀请艾恺来访问他。
1980年8月，艾恺终于见到了梁漱溟。10余天里，他带着录音机，每天早上到梁漱溟家里，两人在一张小桌前对坐，三小时之后，艾恺再离开。“这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一位来自美国的历史学者首次亲身访问他的传主。”艾恺评价。
这次面对面的访谈，让艾恺发现，87岁的梁漱溟思维清晰，《最后的儒家》中有少数事实与梁漱溟的回忆有出入。访谈记录随后被整理结集为《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直到今年8月，还由三联书店出了第三版。
此后，艾恺又对梁漱溟有多次访谈或闲谈。1980年的北京之行，也让这位意大利裔汉学家对梁漱溟的佩服和尊敬始终洋溢于表，他谦恭地称其为“梁先生”。在天津电视台拍摄的一部纪录片中，他还在山东邹平梁漱溟墓前，以中国传统礼数三拜九叩。
“当时梁先生和我谈的一些话是关了录音机说的，等我老了会再把它们整理出来，不然以后就没人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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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哲学家、思想家、活动家、政治家，诸多称号中，哪个才是真正的梁漱溟？长期以来，海内外学术界争论不休、各执一词。
和艾恺谈话时，梁漱溟说，十六七岁时就想出家为僧，去北大教哲学后，“同知识分子在一起，常常有这种好胜之心”，才在二十九岁时放弃念头结婚了。对儒家思想，他更喜欢王阳明的学生王心斋，这一派里有很多都是农工，很普通的人，“上层讲学问的人容易偏书本，下层的人呢，他读书不多，或者甚至没有什么文化，可是他的生命、生活能够自己体会，这就行了，就合于儒家，合于孔子了”。
政治上，梁漱溟早年相信康梁改良主义，后来又加入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他在北大教书时就认识毛泽东，并与他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建国后，也经常被邀请到中南海与之畅谈。梁漱溟和蒋介石也有接触，并发起成立了民主团结同盟。此后经年，他一直就内战问题在两党之间斡旋。访谈中，令艾恺颇为惊讶的是，梁漱溟对马歇尔评价也很高，认为他是个好人，因为“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依我看，梁先生的思想是有一些矛盾的样子。”谈及此，艾恺微蹙双眉，稍作停顿后向记者直言，他曾经很不理解，一个人如何可以既是佛家又是儒家？既认同马列思想又赞许基督教？“后来我终于明白了，中国知识分子两三千年来其实就是这样子，他们的思想是包罗万象的，什么都可以放在里面。”深谙中国历史，并熟读中国传统典籍的艾恺举例，“从商朝到进入二十世纪，中国文化有一个别的文化没有的特征，就是综合性非常强，“不说别的，前汉第一次有所谓的儒家学派后，董仲舒的著作里其实什么都有，法家、道家思想等；现存最草的民间宗教文件《太平经》里面，还有墨家的东西。”
艾恺说，刚开始研究梁漱溟时，认为他是哲学家；现在更加愿意强调他是社会活动家的身份，“梁先生大部分时间还是在社会上活动，就像印度的甘地。”晚年的梁漱溟也多次向艾恺强调，他并非学者，一生为之奋斗的两件大事一是搞社会运动，二是奔走国事。按照李泽厚关于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史的总结，梁漱溟就是启蒙和救亡双重变奏中转换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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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梁漱溟找到一个解决中国问题，或者说解决全人类问题的方案——乡村建设。艾恺说，乡村建设运动是20世纪三十年代的重要社会运动支流，国家的凋敝引发知识分子忧思，进而把疗救乡村作为疗救国家的解药和尝试。
1931年，在广东等地有过实践后，梁漱溟带着太太来到山东邹平。以后七年里，他成立研究部、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农场，医院、图书馆、社会调查部和邹平师范学校。每天拂晓，梁漱溟或其他老师都会与学生讲“朝话”，让学生静思。合作社培养出产蛋量高的新鸡，饲养的猪也比本地猪重了50斤。特别是引入先进棉花种植技术后，棉田面积从1932年的不到900亩，跃升到两年后的4万多亩。截至2015年，邹平依然主要藉此跻身全国百富县城之一。
遗憾的是，梁漱溟的邹平乡村建设随着日本人的入侵，以及军阀韩复渠的逃离戛然而止。“我在邹平访问了400多位村民，他们都把梁先生赞美到天上去了。”自从1986年首次踏上邹平的土地后，几乎每年都会去一次的艾恺坚决认为，当时学术界关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失败的观点是不对的。“村里一些80多岁的老太太至今都记得，30年代时的猪养得很大，多吃点小麦，好像日子越来越好过了，但是抗战以后，生活水平立刻降低。”
“那时乡下很穷，梁先生原来的理想是把城市的科技、生产都带到乡下。这一点和现在的城镇化没有两样。他计划的第二部是把乡村保存的传统、道德思想也带到城市，这是比较难办的。”艾恺说。多年来对中国社会的持续深入观察亦令他担忧，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中如果不加注意，反而会摧毁农村所保留住的儒家传统道德。“我们都知道现在中国留守儿童、留守老年人的问题也是越来越严重了。因此必须让儒家的价值观在整个的社会上大规模的复苏，知识分子应该积极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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