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底，一条消息振奋着摄影圈和媒体，“摄影师吕楠成为玛格南图片社首位来自中国的正式会员。”然后是一张玛格南图片社官网截图，吕楠的名字列于88位摄影师的名单中，“lu nan”与“Henri Cartier-Bresson(亨利·卡蒂埃-布列松)”这样的名字排列在一起。显然，这对于中国摄影界来说不亚于奥运会金牌和诺贝尔文学奖般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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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之而来的是质疑。吕楠本人则表示，他早在1994年就已经是玛格南的“通讯员”，作品通过图片社代理出售、五五分成。而这个身份与“正式成员”又不一样，后者需要参加每年6月份的成员年会、持有股份以及投票权——比如美籍华人摄影师张乾琦就是正式会员。
“对于是不是玛格南成员我不怎么关心，也别太在意。能否加入一个组织、获得一个奖项，这些都不一定就代表一个人的水平。”吕楠说。
具体到图片社不同成员身份的问题，首先，任何摄影师都可以在玛格南官网每年开放的申请页面去提交申请。向评判组提交一份作品，如果有半数成员表示赞同，那么他就成为一名“提名会员”，这时就可以自称为“玛格南摄影师”。
两年之后需要提交另外一份更有分量的作品，这时若有三分之二的成员表示赞同，那么他就成了一名“助理会员”。这前两种身份都没有投票权，只有经过第三次的作品评选才得以成为玛格南的正式成员。
传言公布几天之后，现任玛格南图片社主席马丁·帕尔在接受采访时明确澄清，“吕楠的身份没有变，他依然是玛格南的通讯员(correspondent)。”
且不论传言的真假以及玛格南内部成员身份标准的复杂，单就吕楠本人在过去二十多年里所进行的创作，以及他对摄影领域的拓展，其贡献就无法简单用一个在战后西方红火起来的图片社成员的名衔来衡量。换言之，正如之后许多评论里提到的，“玛格南和吕楠到底是谁更需要谁”，我们都要打一个问号。
7月，由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出版的《缅北监狱》问世，像以往的吕楠作品集一样，消息一出来图册就被抢订一空。这是摄影师在2006年夏天深入缅甸北部的监狱和劳改所，历时三个月拍摄出的一系列关于毒贩与吸毒者的照片。和“三部曲”《被遗忘的人：精神病人生存状况》、《在路上：中国的天主教》和《四季：西藏农民的日常生活》在一起，它们才是吕楠真正的无形之冕。
吕楠1962年生于北京，曾经在《民族画报》工作，五年之后辞职成为自由摄影师，想要做“作品比自己的生命更长久”的创作。1989年，他关注到精神病院这个社会的角落，于是前后走访了38家病院以及上百个患者家庭。每到一处都尽量先采访，了解病人的经历和家庭状况，然后在图片编辑过程中标注上每一个拍摄对象的简短说明。
“我写下说明文字的目的，就是为了不把他们的苦难当作他们的职业。”他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道。苦难景象最容易引人注目，于是摄影师就像秃鹫盘旋其中，猎取作品之后换取自己的利益，这是纪录摄影的经典困境。而吕楠的解决办法即是给予充分的时间与尊重。
“我拍完了精神病院以后，才理解病人的想法：医院外面才是精神病院呢。里面倒像教堂，像寺庙，像修道院，宁静至极，安静极了。”两年之后他完成了这个系列，出版的画册名为《被遗忘的人》。
然后便是完成于1996年的宗教题材《在路上：中国的天主教》。在拍摄精神病人的时候吕楠随身携带着一本书，马丁·布伯的《我与你》。这位20世纪最著名的宗教哲学家认为，真正决定一个人存在的东西，是他自己同世界上各种存在物和事件发生关系的方式，其中包括“我与它”和“我与你”。从这本书里摄影师仿佛找到了自己与被拍摄者的关联。
“就我个人的体验，马丁·布伯对摄影师会有很大的帮助，是因为摄影师都在处理拍摄对象的问题。他能让你跟拍摄对象有一个正确的关系。这个正确的关系是什么，得每个人自己去看。”他说。
而这种关系里必然就涉及纯粹精神领域的生活，于是他去陕西农村走访神父与教徒，从这里开始走遍了云南和江南十多个省市。吕楠说：“我是没有宗教的，我只是有信念，艺术家要有信念，最好不要有宗教。”
1997年，摄影师计划之中的三部曲进行到了最后一部分。八年时间里他至少有一半时间待在西藏，住在乡下、每天都步行去拍周围村民根据一年四季做农活的场景。在他的行李中，总有一部分空间留给歌德和巴赫，它们是吕楠在藏区的精神支柱。
吕楠用15年的时间完成了三部曲。评论家栗宪庭赞誉它“仿佛象征了人类今天的精神状况，象征了吕楠期望的人类伟大精神的复归”。他自己曾评论称“精神病人”、“天主教”都比较有力量、拍得硬，但“西藏”需要传达的是感性和具体。但马丁·布伯的《我与你》始终在他的心中，因为三部作品由“关系”贯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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