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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亭别墅一楼大堂咖啡厅里，身高1.9米的德国歌德学院中国分院前院长米歇尔·康·阿克曼(Michael Kahn-Ackermann)穿着一件镶拼着部分黑灰色条纹的黑色立领衬衣，选择靠窗一侧沙发坐下。立秋后的阳光透过花园里的灌木丛照到咖啡桌上，他靠着沙发背，显得低调而温和。
“阿克曼先生吗?”咖啡馆里不时往来着参加上海书展的人群，突然，一位手提印有“巴金故居”字样纸袋的中年男子走来主动打起招呼 ，“1994年我在南京一次都市文学研讨会上见过你。”“啊，好久以前了，那时我的头发可比现在多些!”阿克曼用带着京腔的普通话开起玩笑，站起身向他伸出宽大的手掌。
从最早一批来新中国的外国留学生之一，到娶了一位中国太太，成为著名的汉学家，四十多年来，阿克曼就这样与中国结下情感和渊源。
1968年，欧洲爆发了学生运动。彼时，左翼青年阿克曼正在读大学，认为社会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并以此作为专业。理想在现实中碰壁后，阿克曼转而改学最冷门的古代汉语。“我那时对实用学科不抱希望了，干脆就选一个最没用的。要知道，汉学在上世纪60年代的欧洲根本没市场，只有那些没前途的人才去学。”多年后，他这样回忆道。
1975年，阿克曼拿到奖学金，和另外11名学生一起到北京语言学院学习，随后又入读北京大学的外国工农兵学院。“来之前，我们一直想象着中国革命多么激烈，人民群众热情高涨。可到了北京，却发现社会空气极其沉闷，没有人和我们真正地交流。”左翼青年失望地发现，他们对中国实在太一厢情愿了，决定参加知青上山下乡，到河北农村去，真正接触中国现实社会。
正是因为这段宝贵的经历，当“文革”结束，伤痕文学和寻根文学流行起来，他读起来有了共鸣，由此开始关注中国当代文学。早在上世纪80年代，他就曾翻译过莫言的《枯河》、张洁的《沉重的翅膀》、王朔的《动物凶猛》等名作。其中《沉重的翅膀》在德国发行量接近10万册，是中国当代文学在西方的畅销书之一。直到今天，张洁仍是在德国知名度颇高的中国作家。他还写过一本介绍自己在中国经历的书——《中国在内蒙之外》，在西方发行之后引起轰动。
阿克曼如今长期在北京生活。他见过运货的骆驼走在海淀区大街上，也见过经济飞速发展后四合院的快速消失；上世纪80年代时，中国作家殚精竭虑写作，稿费却低得令他吃惊，如今，新兴的网络作家俨然成为新贵，他们“粉丝”众多，一日就可以写10000字，如此旺盛的创作力亦令自称是“老头儿”的他费解。
“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化，来得比别的国家可能还要更快些。”8月19日，作为上海书展邀请的重量级嘉宾，在一个国际论坛和一场诗歌朗诵会的间隙，阿克曼接受了第一财经的采访。他坚持，尽管莫言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因为种种原因，大多数中国作家在西方的影响并不大。他还指出，文学不能仅仅反映作家狭小的自我生活，亦不能对西方写作亦步亦趋，而要基于有特色的叙事手法和语言表达，中国作家的作品才能真正为西方读者所热爱。
秋韵礼仪庆典公司转载：第一财经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