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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读美国推理小说名家劳伦斯·布洛克谈写作的书，中译作《小说学堂》，原书名《Telling Lies for Fun and Profit》，说破了写作的真相：撒撒谎，找乐又赚钱。正在这当口，孔庆东发出一张莫言的老照片，阐释了几句，说相片里的莫言穿得很好，表情满足，可他在文章里却讲自己小时候很穷。意思是，莫言撒谎了。
这件事很小，当时就有很多人质疑孔是别有用心，一个穷孩子就不能穿次好的，脸上挂着笑？没什么可多说的，但我想到了莫言自2012年末以来，就卷在各种批判之中（当然也有很多赞美）的事实，这些批判言明或不言明的一个关键词，是“良知”。
对莫言的道德要求，水位线很高，这个道德上至“大节”，下至是否能诚实地讲述自己的过去。特殊的国情造就了他这种以某种眼光衡量，属“大节有亏”的作家。孔庆东，尽管他的一贯立场众所周知，可叮咬莫言这一下是够凶险，因为他叮到的这个部位击中了贫穷这一中国人的集体创痛。如果一个人明明家里很阔，却讨好贫下中农，把自己包装得励志一点，低微一点，引起的愤恨，恐怕要比一个穷人装富引起的愤怒大得多了。不管你是发达后才信口雌黄，还是干脆就靠信口雌黄换来了你的发达，你都不干净。
不过，如果莫言不虚构自己的过去，就写不出讨读者欢心的小说，也就谈不上国内国际的最高荣誉了吗？当然不是，“虚构过去”和写出能大卖的小说，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要注意的是孔的用意，他把大众的注意力引向了莫言的良知：一个不诚实交代过去的人，能称得上有良心吗？他大概还想刺激一些心理承受力脆弱的人，这些人尚处在灾后重建阶段，看不得别人比自己饱暖。
越爱提倡遵守交通规则的地方，交通秩序越混乱，同样，中国的舆论历来是最爱谈，也最爱提倡良知的，些微小事都会上升到良知的高度，反证了良知的缺少。即使孔庆东不明说，媒体也会从这个角度推敲他的意图。莫言撒谎了，这是多么严重的一个罪名啊！良心大大的坏了。
莫言可以这样抗辩：小说家可不就是telling lies吗？关键是撒得好不好。不过，我很怀疑，像莫言这么一批写“苦难”的中国小说家，有谁敢公开这么说。虚构和非虚构粘连在一起，讲故事的技巧和为民伸命的良知粘连在一起，而知识分子同行还会提出更高的要求，关于良心、“大节”的要求。
看很多国外文化人的类似情况，我发现，他们的幸运在于，国人一般用一码归一码的态度来谈事，较少鸡同鸭讲，导致话语四分五裂的现象发生。比如上月逝世的君特·格拉斯，一直是“良心”级别的德国作家，到了晚年，他在自传《剥洋葱》里承认自己曾是党卫军的一员，可以说，之前一直隐瞒了自己的黑历史。舆论“一片哗然”，从诚实、从良知的角度批评他的人为数甚众，甚至一些一直支持他的批评家，也表示遗憾。
但人们不会随便否定他之前的创作：格拉斯仍是最出色的描写上世纪30年代德国的讽刺艺术家。人们还理解一个事实，即他那一辈人，能在青少年阶段不受纳粹诱惑的寥寥无几，不宜苛求他扮演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先知。因此，“良心”是相对而言的，“良心”不代表一个人处处完美，形如圣人。
还有许霍·克劳斯，这位比利时的弗莱芒语作家，写过小说，尖锐地揭开比利时当局在二战时勾结德国人的黑幕。他领取了来自政府的嘉奖，可没有人说他有良知上的问题，因为人们知道，此政府非彼政府，此比利时非彼比利时。
但中国人就不这么看了，我遇到过一个学者，他嘲笑说，莫言的《蛙》不是很批判现实吗？他应该拒绝任何官方奖项，以证其批判的良知。他认为，一个批判型的作家必须做到言行一致，此乃真诚的写照。这就见出中国的特殊性了，格拉斯也批判他的国家的现实，但是，德国走出了制造二战灾难的那个时代，嘉奖他意味着告别过去，相反，在中国，批判现实的知识分子接受来自上边的肯定和奖掖，会被认为他很虚伪。
因为缺良心，就总在找良心，就要求文化人能尽量表现出自己心目中的良知风范，最好还能如鲁迅说的，能用肉身去“肩起黑暗的闸门”。孔庆东以前赞颂莫言是“良心”的言论，就被媒体掘了出来，但这不是“打脸”，“打脸”是一个很恶心的词—任何人都有权修正过去的看法，哪怕他的看法依然荒唐。
Don"t judge me—虽然公众人物的隐私权比一般人要弱，但在一个有共识、当然也更有理性的社会，人们允许他或她用这句话来为自己辩护。而在共识缺少的情况下，很多人就会陷于分裂，一面宽恕自己的不完美和做不了什么，一面要求别人完美，尽量多做点。活着的人会承受越来越苛严的道德要求，除非你死了，而且是如海子一样地死，那么恭喜你，你将得到最高程度的赞美和怀念。
丝绒乐队主唱、前年去世的娄·里德，有记者问他，那会儿“地下丝绒”分裂，你又回去跟你父亲一起干活，当时，你是否觉得自己的职业生涯结束了？里德冷笑着反问：你从哪儿听来的传说？这些都是真事吗？关于过去，我撒了太多谎了，我甚至说不清到底有哪些是真的。—这种凶悍，这份洒脱，也是我们中国文坛的成功者莫言先生所无福享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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