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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过世后一年，奥巴马当选伊利诺伊州参议员。《我父亲的梦想》第一版也于一九九五年出版，精装版卖了大概九千多册，平装本第二年推出，没有再版。二〇〇〇年，奥巴马竞选众议员席位失败，然后在二〇〇四年从民主党内胜出，当选联邦参议员。四个月之后，他在波士顿的民主党全国大会上做了一次重要演讲——这是第一次在千万美国人面前，他讲述了自己父母的故事，几乎在一夜间，他成了美国政治上最感人的人物之一。
新闻很快传到了那些曾经认识他母亲的人耳朵里。
“你看了民主党大会了么？”爱丽丝·杜威曾经的学生在给南希·库珀的电子邮件里这么问。南希·库珀是一位人类学家，也曾是杜威教授的学生。
“是的，我看了。”库珀回答。
“你看到那个做了演讲的人么？”
“看到了。”
“你知道他是谁么？”
“不，我不知道。”
“那是巴里。安的巴里。”
安在默瑟岛的朋友约翰·亨特有天在洛杉矶机场的贵宾休息室里休息，恰好看到《洛杉矶时报》发表了那篇两千字的文章，介绍《哈佛法律评论》史上第一位黑人主席。在日惹，直到二〇〇八年奥巴马总统竞选宣传期间，他和安、罗洛以及玛雅的一张合影出现在印尼电视上，安过去的调研助手德加卡·瓦鲁贾和苏玛尼才意识到巴里发展到了现在的程度。安另外一个在默瑟岛的同学琳达·怀利也是看了二〇〇四年大会演讲之后，被另一位朋友指出了其中的联系。她去找了奥巴马的书，他和母亲长相相像之处是不容置疑的。
“我看到照片的那一秒，简直要哭了。”她说。
除了外貌相像之外，了解安的人们都很确定地认为，她的价值观、自信和智慧都传染给了儿子，甚至那种冷幽默。很多人都记得她对儿子的自豪，遗憾她未能活着看到他的成功。有些人想知道，她是否影响了他进入政治圈的选择。南希·库珀回忆起她同安在一九八八年总统竞选期间的一次交谈。杰克逊牧师当时正在竞选民主党提名，他在夏威夷大学做了一次演讲，库珀也参加了。当她和安说起这件事的时候，安表现出的对杰克逊和他提倡的跨种族彩虹联盟的激动之情叫她吃惊。库珀告诉我，安似乎“了解某些内幕”。当库珀问起这点的时候，安第一次告诉她，她儿子的父亲是个非洲人。“这好像是闪电般击中了我。”库珀说，“在此之前，我所知道的她的一切都与爪哇相连……在那一刻，她对杰克逊的总统竞选充满激情，简直好像是认识他一样。”
二〇〇四年奥巴马在波士顿演讲过去两个月之后，皇冠出版社重新再版了《我父亲的梦想》，立刻成为畅销书籍。负责新版的编辑让奥巴马写一个短小的最新版序言。奥巴马在文中简单地总结了从此书一九九五年夏天第一次出版，也就是安去世时期，一直到现在他生活的一些近况。他在序言的结尾中写到对于母亲的怀念，“我生命中唯一始终相伴的”。
每天我在女儿的身上看到她，她的欢乐，她创造奇迹的能力。她离开后给我带来的哀痛依然难以言表。我知道她是我认识的最善良、最慷慨的灵魂，这也是她所赐予我最好的东西。
二〇一〇年七月，我们见面了，奥巴马此时担任美国总统已有十八个月。这个夏天对他是个煎熬： 政府对于阿富汗的局面非常担忧、历史上最大的石油泄漏、并不成功的经济复苏努力。然而那一天早晨，奥巴马签署了一项长期被搁置的金融监管体系议案，这是他十三个月前提议的改革内容之一。那天下午他坐进白宫办公室的时候，显得很轻松。他用我并未预料到的亲近、幽默和坦率的态度谈起了母亲。在他的口吻中，有着隐隐的克制。也许这样的语气是因为，他的耐心曾经被自己所爱的人不断挑战，直到不得不与她保持更安全的距离为止。又也许，这是因为一个长大的孩子意识到自己的父母无可避免地也只是凡人。
“她是个非常坚强的人，用她自己的方式。”当我问起奥巴马眼里安作为母亲的不足之处时，他这样说，“很坚韧，总是能从挫折中再次崛起。执着，你能从她最后完成了博士论文这点看出来。尽管有这些优点，她并不是一个非常有条理的人。你要知道，这种混乱会影响到方方面面。我想，如果不是因为外祖父母提供了一些经济资助，在某些节点上帮助了我和妹妹生活的话，我猜母亲可能会做出一些不同的选择。有时，她会把一切看做是理所当然，‘什么都会成功，什么都会好的。’但事实是，如果不是因为我那做事更有条理也更加保守，更加遵循习俗的外祖母——我不是说政治上的保守，而是计划自己生活的那种保守——事情不一定会向好的方向发展。如果不是因为她提供了坚实的支持，我觉得我们幼年的生活会变得一团混乱。”
混乱，这点我也观察到了。这可能意味着任何意思，从混乱的房间到混乱的生活。
“以上都是。”他说。
总统继续说，在他还是孩子的时候，他并不在乎母亲对于整理房间、烧饭或是其他传统的家庭主妇工作没有任何兴趣。事实上，她曾经嘲笑那些事。但是在她处理经济问题的时候，她也会把自己放到一个很危险的境地，“总是不够用”。他说起安在晚年为了保险而苦苦挣扎的事情，认为这是因为“她选择工作时，从来不会看它是否提供稳定安全的健康保险，或者是否提供养老金、储蓄之类的”。她对于这些细节的忽略导致了她和父母之间的矛盾，“因为他们总是觉得他们必须介入，提供帮助，来解决因她的某些选择而导致的问题。”
但是他并不会用母亲的选择来攻击她。当你变成成年人之后，你会更全面地来看待自己的父母。“每个人都有他的优点、缺点、怪癖和渴望。”他说，他并不相信父母应该为了孩子牺牲自己的快乐。如果母亲改变了她的志趣，这并不会使他自己的童年变得更快乐些。而她给予了父母能给予孩子最珍贵的礼物之一：“即使充满着生命的种种纷扰，这种毫无保留的大爱足以完全支持我。”有人曾经问过他那波澜不惊的处事风格何来，总统说这是他与生俱来的脾气，而且从“很小很小开始，我就知道我是被爱的，母亲觉得我是个特别的孩子”。
他说，当他回顾过去，自己的很多人生选择都受到她的影响。他从事公众服务事业是出自她灌输给他的价值观：“认识到你一生中能为这个世界做的最伟大的事情是帮助别人，与人为善，思考如何解决贫困，如何给别人带来更多的机会……我毫不怀疑自己的职业选择与她和她认为重要的事物有关。”从另外一方面来看，他决定回到芝加哥，娶一个根在城市里的女人，并且把给孩子们稳定生活这点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因为“我童年时长期的动荡。这并不一定是对她的反对，而是来自对自己的观察，在特定环境中，我适应什么，或是不适应什么。”
“我母亲的生活是典型的生活在他国的外国人生活，那种生活中的某些部分当然很吸引人。”奥巴马说。他继续描述着母亲的生活，但在他的口中，安那种对于印尼具有深度、认真严肃的投入似乎被轻描淡写了。“我想，我和妹妹在不同程度上都得接受一个事实： 出发，在新文化中开始生活，认识有趣的人，学习新语言，吃奇怪的食物。你知道这是一种充满了冒险的生活。这是对我非常有吸引力的部分。但是与此同时，你也必须接受，自己总是有点像个外人，有点像个观察者。你无法完全认同那个地方，那些事。我想这并不是说我反对她所做的事情，我理解其中的吸引力，现在我依然这么认为。但是从我的角度出发，这是出自自我意识的选择，成为没有真正可以回归之处的世界公民，既有优点也有局限。”
“无论选择哪种生活，你都必须放弃一些。而我选择的是放弃这部分——其中部分原因也是因为母亲在我小时候已经给过了我这些——充满冒险的生活和看这个世界的眼光。”
我问他在竞选和选举过程中，是否想到过母亲呢？是她给了他价值观、自信和奠基他政治崛起的人生故事。
“我确定有过几次，”他说，“这是一个例子……”
二〇〇八年一月三日，艾奥瓦党团会议选举前夜，这是通向总统候选人提名的重要一步。
“从民意数据来看，我们落后百分之三十，”他说，“每个人都很怀疑我们是否能创造奇迹。而我们在艾奥瓦的理念是：我们可以创造一批新的党派追随者，他们是那些从未关心过政治的人，那些对政治变得愤世嫉俗或者漠不关心的人。显然，人们对于一位黑人候选人能否在这个白人主导的州中获得选票有怀疑。所以，在党团会议选举前夜，你走到现场，看到那些人鱼贯而入。他们各式各样，年轻人、老年人、黑人、白人、西班牙后裔……而这里是得梅因……”
回忆着那天晚上，奥巴马开始高兴起来，他的脸上绽放出一个大大的笑容。
“那里有个人长得像甘道夫（英国作家托尔金史诗奇幻小说《霍比特人》和《魔戒》中的人物。外形取材自北欧神话中的奥丁形象，老者，拥有灰色胡子、灰色斗篷和一顶蓝色尖帽子。），”他继续说着，“他有一个雇员。他装了一个小小的影像显示屏——至今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装上去的，显示屏上循环播放着我的一个竞选广告。他有长长的白色的胡子，就是那种……你知道我的意思么？但是当时的气氛和情绪叫人充满了希望，我们可以甩掉很多旧包袱。所以那是非常神奇的一刻，那时，我们相信我们可以赢得当晚的选举。
“但是我记得，在党团会议结束后我开车离开，当时我想的并不是‘我的母亲难道不该为我骄傲么？’而是‘如果她能参加今天这个会议，会是多么幸福！’那感觉就好像是，她还在家里，她的精神陪伴着我。我非常感动，掉下了眼泪，那是绝大多数竞选宣讲中都不曾发生过的事。因为这似乎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她在我年轻时赐予我的东西，而今天，一切以非常伟大的方式显现了出来。这证明了她所相信的事业，以及她是什么样的人。”
我问，他能不能说说那个同安的精神一脉相承的晚上，他领悟到的是什么？
“在我们表面差异之下，潜伏的是同一种东西。我们是相同的，我们都是好的部分大于坏的部分。而且，我们可以跨越一切，触摸彼此，相信彼此，共同奋斗。”
“这正是她性格中天真的理想主义成分，”他补充说，“而这也正是我身上具有的天真的理想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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