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童年记忆是一幅画，我觉得那是午后太阳射进了那种日式的屋子，院子里头有芭蕉树，它们逆着光，所以芭蕉叶特别透明，好像翡翠一般。我的母亲坐在椅子上正在缝补衣服，收音机里正播着一首歌，那是沈从文《边城》里的一首歌……”刘墉描述的童年，饱含细节、美如画作，却也在无形中透露着他不同于常人的带着“逆光”的成长经历。“我现在画画经常画月夜水边的景色，其实是源于小时候父亲很喜欢夜里带我去钓鱼，那种星星点点的夜空、波光粼粼的水面都是我熟悉的童年记忆。”然而美丽的记忆在刘墉9岁那年戛然而止，让他至今难忘的是当年母亲一脸苍白地赶回家，在地上号啕大哭的样子。那一天，他失去了父亲，天边那一弯轻柔的月色就此消逝。“我父亲过世之前和之后，我好像是在天堂，下面我不讲是地狱，但是至少是落到相当的地面。我父亲很疼我，我到今天一直记得。有一次我父亲买了一把非常名贵的伞，我拿它够槟榔，把它弄断了，我很紧张。可是父亲回来了，看一眼说，断了就断了，往旁边一摆，牵着我的手进去了。今天做爸爸的人，孩子犯了一个错你啪给了他一巴掌，而我的父亲可以这样把气忍下来，淡淡地说，断了就断了吧，却给我留下永恒的印象。”
祸不单行的是，刘墉13岁时的一天夜里，家里不慎发生了火灾，虽然没有人员伤亡，但许多珍藏的物品都被焚烧殆尽。“第二天回去，一大堆人把我们存下的一点点值钱东西都挖走、抢光了。”这个时候起刘墉真的无家可归了。有两年，他们只是住在一间“草房”里——他母亲在废墟上头盖了一个小草棚。“住进草棚的第二天，母亲烧了一锅火烧肉，我觉得是这辈子吃到最好吃的红烧肉。”
刘墉说，童年的这些遭遇是日后帮助他成长的最大动力。“我们可以把那丑恶的回忆化为一种美丽，把所有的伤痛化为一种毅力。物不经冰霜则生亦不固，人不经忧患则德惠不成，就是这个道理。”
身世之谜：养母恩情大过天
高中时的某一天，刘墉家里突然来了一位50多岁的中年妇女。刘墉的母亲向他介绍说，这是你的“干妈”。“干妈”的突然到访又匆匆离去让刘墉的母亲面露难色，当终于鼓起勇气要开口时刘墉已经猜出了其中的奥妙。“干妈”的到来带来的是刘墉真实身世的揭晓，“不是父母亲生的孩子”这个好像只有在电视剧中才有的桥段，发生了。养母说：“你愿意留下来你留，你愿意走你走。”刘墉没有任何的迟疑选择了继续和相依为命的母亲一起生活。“台湾有句俗语，大致意思是亲生的生母你先站在一边，养母的恩情大过天。”
就这样，尽管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但刘墉一直没有回去生母的身边。“她是我的娃娃，她在前头走，我把手扶在她肩膀上，因为她倔强，说你不要扶我，我把她当娃娃，我就把手扶在她的肩膀上，虚着，扶着，她是我的娃娃，我要爱护她，我不能讲。”直到养母过世，刘墉才开始和生母联系，“之后我们一直都保持着联络，我每个月寄钱过去。她过世的时候，我们一家到加州参加丧礼……”回忆往昔，养父母的种种恩情仿佛昨夕，“生母也是母，养母也是母”，说到这里，情至深处的刘墉落下了泪珠……
家庭教育：两套模式教子女
高中时代的刘墉就已饱受疾病的折磨，他却在大学联考前的最后一个月，凭借超凡的毅力考上了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
大学时代的刘墉，收获了人生中许多珍贵的经历。比如用上英语课的时间参与校刊印刷工作。这对刘墉后来的人生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如在自己的第一本散文随笔《萤窗小语》没有出版社愿意印刷时，刘墉就亲自参与过印刷工作。再比如，刘墉在一次代表学校接受访问时结识了一个女孩，几次偶遇让两人互生好感，终于那个女孩成了刘墉的女朋友，也正是如今的妻子毕薇薇。
婚后的刘墉育有一子一女，儿子刘轩已获哈佛博士学位，比儿子小十七岁的女儿则曾以优异成绩荣获布什总统奖，就读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细数成长的岁月，一对儿女接受到的却是刘墉截然不同的两种教育模式。
刘墉对儿子承袭了传统的教育方式，告诫儿子“你必须成功，不能失败”。刘轩在2岁时就开始体验“地狱式教育”。刘轩懂事以后，刘墉与儿子的关系就开始变得平等，两人常常打赌，而且他教儿子必须要守信用——输了就得掏钱……
面对女儿，刘墉完全采取西方式教育，给予女儿更多的是鼓励。对女儿而言，他既是严师又是慈父：小到翻阅书籍时的手势、日常用品的清洁与摆放、吃零食会长胖等等，大至人生观、世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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